锈剑（深白色vs）

 天主教（范式三）——新教（范式四）
 当西方进入十五世纪，罗马天主教教会体制的危机早已突现。随着普遍皇权的分崩离析，教会的普世权利也相应的被削弱。教廷的普适性权利迅速地被架空，民族国家的渐次兴起，某些教宗甚至踏上了逃亡之路。一位德国圣经教授——马丁*路德，发展了另一新的改革的、福音派的基督宗教范式（范式四）。他的目的非常朴实与单纯，即希望教会重新回归到耶稣基督的福音精神中去，尤其是回归到如圣经新约《保罗书信》中宗徒保罗所活生生感受到的耶稣基督中去。他认为人们并不可以通过公德得到公正报偿，而唯独通过上帝的恩宠、或是通过人们对上帝以及基督的信仰。在他的新教中，共同咏唱赞美诗对德国的宗教改革迅速得以普及。如此，基督宗教不仅在东西之间产生分裂，如今西方教会内部，又出现了不逊上述鸿沟的南北之间的巨大裂痕。这是世界史意义上的直观重要的大事，造成拉丁美洲地区信仰天主教（范式三），北美地区则信仰新教（范式之四）。
 这两种叫牌共同面临的挑战是历经两百年以来逐渐凸现的“启蒙运动”与“现代化”运动。这两者既不肇始于为滕堡，也不再罗马,而是在法国、英国和荷兰，还特别是在美利坚合众国兴起的。这种现代范式（范式之五）是对人的理性的信仰，理性现在成为有关真理的所有问题的裁决者了。所有传统的权威，无论是亚里士多德还是经院哲学，无论是教皇还是圣经，都陷入了危机——即是否具备合法性的危机。这时的国家及其政治不再首先取决于宗教信仰或宗教道德观，而被理解为实际的功利政治。如果说罗马主教的中心词是“教宗和教会”；改革的新教的中心词是“上帝的话”；那么现代宗教（范式五）的口号则是“理性、进步和国家”。然而，对“理性、进步、国家”的现代信仰，至今仍令许多人陷入困惑的境地：越来越多的人成为现代的自由与富裕的受惠者，然而越来越多的人却感受不到相应的道德与伦理的进步。天堂的尖塔越来越高不可攀，而人间的天堂却越来越少。我们如今跨入的是一个新纪元，跨入现代之后的时代（范式六）：它必须与现代化文化中的非人道的、狭隘的、毁灭性的一切斗争：既不是极端现代主义，也不是后现代主义（这些不过是随即的多元主义），即不是对现代的妥协，也不是对宗教实质的践踏，它使得现代和反现代超越自身的境界。两千年前的拿撒勒人所经历并极力宣扬的美德，如宽容、理解、善良、乐于助人、同甘共苦、宽恕及爱，是那些将独立地创造未来的需要，这些美德即使再过两千年后之后也肯定不会过时！

  希腊基督宗教——天主宗教（范式三）
 在罗马，东罗马——希腊正教会的范式（范式二）本来的主导地位在公元4世纪的时候逐渐被拉丁式的神学、教会法规和礼仪所取代，随着时间的迁移，演化为罗马-天主教的范式（范式三）。在很长一段时间中，即便是在罗马，也一直在教育、贸易、交通、教会、文化诸方面占据统治地位的希腊语在此期间，北作为大众语的希腊语所取代，拉丁语诚为教堂的弥撒礼仪的指定语言。
 天主教追随彼得在罗马的事迹，认为教宗和教会是彼得的接班人。从那以后，教堂不再是世人相遇和聚集的地方，而成为举行宗教仪式的处所。原始教会的感恩庆典发展成今天越来越隆重的弥撒仪式。昔日简朴的最后的晚餐桌，变成了今日的献祭坛。
 如同希腊基督教从原始基督教中形成的时候形成了自己的神学理论，天主教在从希腊基督教中脱离后也形成了自身的神学理论。北非的奥古斯丁已经开始构建他的西方-拉丁式神学范式。这是这种范式为整个中世纪的罗马拉丁神学理论奠定了基础，其中最为里程碑式的历史神学是他在“上帝之城”和“人世之城”之间作的分野。在政治方面：西罗马的末代皇帝制度随着末代罗马皇帝于476年的民族大迁移而告式微。公元800年，卡尔大帝被加冕为同时享有上帝和教皇的双重恩宠的皇帝。然而此时的东方正教的势力范围正落入伊斯兰军队的手里。
 东正教教会则始终认为：企图将宗徒彼得一个人的全权与责任都托付给教会中的某一个主教的做法过分荒唐。对他们而言，更不能容忍的还在于：通过一种神学理论的和法理上的依据的巧妙结合，宗徒彼得的全权和与此相关的种种法理后果，可被导向一种绝对的统治诉求。

 希腊基督宗教——东方正教
 在与形形色色的、观点各异的神学家的辩论过程中，人们总是不得不愈来愈具体地、知识化地阐述耶稣和他的上帝父亲的关系，更有甚之，人们从希腊物理学与形而上学的范畴出发来分析肉身的、实体的、位格的耶稣。使得希腊教父神学家们陷入不可自拔的知识难题堆里，这很快地导致了神学家的势不两立，而后则更导致了教会分裂。这个分裂最终在公元4世纪终于成为事实。贯彻三位一体的教条的天主教与拜占庭决裂。在第11世纪，经历了一个长时期的疏远过程之后，东方正教的权利转交给了基辅，所以斯拉夫世界分成拜占庭和罗马两派。当俄罗斯与1448年摆脱统治后，几乎同时拜占庭于1453年被土耳其的穆斯林所征服，莫斯科成为保存原始基督教的最后领地，成为第三罗马。在东欧，国家政府了教会，拜占庭式的国家与教会演奏着和谐的交响乐章——国家凌驾在交会之上的模式不断显现出来！国家政权保护并统治教会，教会就为国家政权说话并维护他的利益（凯撒教皇主义）者于拉丁语系的西欧国家皇帝和教皇成为对手的情况大不相同。在第一罗马成了邪教，第二罗马崩溃之后，莫斯科成了第三罗马，成为正教的新中心。然而俄国的宗教生命并不顺利，东正教会曾是沙皇政权的保证和支柱，因而1917年的革命正是直接针对国家和教会的。列宁扩展了马克思的著名论断的含义，认为：世纪上宗教不仅是“人民大众的精神鸦片”而更可以个人们提供鸦片。经历了70年的压迫后，它最总还是存活了下来。东正教在现今同样面临着危机与希望。它在很多方面更接近原始基督教：它没有一个领导核心，而且还允许神父（主教们不允许）结婚。他们经历了各种政治制度，甚至在过去的70年内历尽前苏联政权的迫害；它献出了成千上万的殉难者而挺了过来。所有这一切都和那些了不起的礼仪、赞美诗、复活节、圣像崇拜和休灵生活分不开。现存的宗教体系和原始基督宗教的距离还是很大。普通的信徒是很难从那种宫廷式的仪式中再度解读出几年最后的晚餐的运移来的。此外和国家政权联合在一起的做法，也不一定就符合原始季度宗教的精神。

这是一个人的革命，尽管中国还有着千千万万抱有自由主义信念的人，然而真正的自由主义者并非仅仅懂得什么是自由主义并渴望它足已，自由本是人性最基本的追求，懂得自由毫无可尊之处。自由主义者更需要勇敢，勇于面对千夫所指的殉道精神，作为一个完备价值体系及信仰，自由主义本身的发展也需要殉道者，如同任何一种信仰，基督宗教走到今天，成为世界宗教的背后有着多少壮烈的命运，多少信仰的见证人。范伟忠从人群中走了出来，面对哗然和唾骂，没有人敢坚定的站在他一起，包括渴望自由主义的人，这结果对他本人并无任何好处，对自由主义事业也并非有着太大的推动。勇敢中夹杂着的冲动无非是道德绑架过久。面对道德的沉默是自由主义在过去和将来一直要面对的困境。越来越多的人成为了自由主义所带来的现代化世纪的自由与富裕，然而越来越多的人却感受不到相应的道德和伦理的进步。“范跑跑”面对道德指责时是反驳的，其实这是自由主义者面对道德伦理时表现出的沉默形式的极端化。范伟忠在对于自己的信念是坚定的，他的这种与反驳者的坚决不妥协，让他不知不觉中走向道德的反面，走向另一个极端。然而这恰是自由主义的，却无法挽救这场面。人们紧紧擒着道德死也不放，为的是人性是善的自我安慰，然而这种善早已失了他价值基础——宗教基础。他不屑于这伪善的道的面具，一个人在众目睽睽下摘下了面具。

“范跑跑”与自由主义者的道德困境：http://suguangen.bokee.com/viewdiary.32623007.html